当“机器人”不再是工厂里冰冷的金属，而是在文学、影视、哲学与真实生活中与人对话、共情甚至相恋时，探索机器人的人文特征，便成了一个时代命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机器人为何常被赋予人形？不同社会文化看待机器人的方式有何差异？人如何在人机交互中重新审视和生成自我？人机共存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程林的新著《机器人人文：关于机器人的想象、叙事与伦理》（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机器人人文》），从概念、历史、理论、文化、性别、情感、伦理等维度，细致探讨了机器人的人文属性，是这一领域的探索之作。
“机器人人文”
如程林所言，现实中或许没有哪项技术会像机器人这般，从概念到伦理、从技术设计到实践应用，都长久且深刻地受到了人类想象和叙事的影响。这些影响，赋予了机器人“人形”“性别”等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关于机器人的看法。
基于对哲学、伦理、文学、影视、动漫与信息传播中与机器人相关的知识、理念的全面梳理，《机器人人文》一书提出了“机器人人文学”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与机器人相关或交叉的研究，它既研究广义的机器仿人现象，也指向人与机器的共同演进等议题。不过，该书主要聚焦的是人与仿人机器之间交互的历史、现状与争议。
在作者看来，机器人跟所有人类创造的其他标识性概念一样，都是而且只能是想象和文化的产物。这一理论前提，使其关于机器人的人文讨论能立刻融入东西方经典所建构的文化空间中。他也非常重视对与机器人相关的人文知识进行“考古”，这让这本书既有理论背景，也有扎根的知识作为实证。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概念清晰。对每个议题都给出准确定义，再在其基础上进行学理分析，是作者贯穿这本书的写法。例如，第一章对国内外的“机器人”概念进行了详细梳理。书中指出，中文的“机器人”概念具有广泛性，涵盖了多种西文相关的概念或子概念，而每种子概念都可能导向不同的阐释空间。在西方，有robot和android等多种概念可以指代“机器人”，前者诞生于欧洲剧作中的robota，是指“人造人”“机器奴”，在跨越大西洋的旅程中，和美国的“铁盒子”式自动机器结合，让机器人有了钢铁之躯；后者则是指“类人机器人”。Robot、android等概念，在中文中都被转化成了“机器人”。其偏正结构，在字面上是指“机器式的人”，而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式的机器”。这意味着，中文的机器人概念极具迷惑性，似乎不断地暗示中文母语读者——机器人是另一种人。由此，作者推断，中文里的“机器人”，除了能将各种相关概念和实物统摄进来之外，还必然导向一定的结果——进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仿生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趋近“人”。
资料丰富。丰富的史料和基于史料的分类整理、归纳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例如，作者把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的早期机器人归纳为“奴仆”“镜像”或“他者”三种，将机器人的存在状态分成仿身、仿智与仿生三类。再如，将影响机器人文化形态的因素分为“社会—技术”与“文化—人文”两个维度。在研究人类作为物种的死亡跟机器人的关系时，他从“后人类”“科技世”等概念出发，分析了人之转生、永生和数字复生，并将其解读为借助AI科技对传统死亡的抵抗、解构或颠覆。这一论断，超越了机器人研究层面，具有了科幻甚至哲学色彩。
思考深入。作者写作此书，并非赶一时热点，而是长期在该领域学习、研究的结果。通过长期思考，作者得出了一些具有深度和新意的研判。例如，他指出，“在当今机器人新时代里，人面对的并非崭新课题，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新瓶旧酒，新的是它形形色色的外在角色（如工具、帮手、伙伴或伴侣等），旧的是它并未质变的存在潜能”。再如，人形机器的设计制造，其实是“难以抑制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能和执念”。在科幻文学的功能认知方面，作者强调了其对于社会的思想实验功能，但他并不认同对科幻作品预测未来的过度赋能，他认为这对科幻而言是“不应承受之重”。
中国的机器人文化
因为程林曾赴德国留学，所以《机器人人文》引用了大量德语文献。考虑到日本机器人文化的独特性，书中他也细致研究了一些日本案例。根据他的梳理，欧美与机器人相关的文化心理中，存在一种“恐惑谷效应”，即当一个事物与自然的、活生生的人或动物非常相似但不完全相似的时候，会在一些人中产生反感或厌恶的情绪反应。西方机器人叙事中有不少正面的机器人形象，但人机关系的不和谐也有很高的显示度。在日本的流行文化中，机器人正面形象较多。有日本科学家拒绝“机器奴”的内涵，倾向于将机器人理解为“学天则”，即“学习自然法则”的人造人。
《机器人人文》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保持着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强烈关注，始终持有中国学者的本体意识。在书中，他尝试梳理了他自己关于中国式机器人文化的理解。他认为，不管是从传统的儒道思想出发（例如“和合”“和谐”），还是从当代关于机器人的叙事来看，整体而言，国人都倾向于认为我们会通往人机共存的未来，而非将机器人视为威胁。而且，机器人不仅是中国社会展现技术乐观主义的常用选择，更是展现科技实力时最常采用的视觉或概念名片。为了论证他的观念，他引述了《列子》中偃师造人的故事，也分析了近年来春节联欢晚会中对机器人的应用。
简而言之，通过对欧美和日本机器人文化的考察，作者希望为中国机器人文化的构建找到参照，并在挖掘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把握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归纳中国的机器人文化，即“折中、务实、积极并倡导人机协存的中国机器人文化”。
人文叙事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机器人如同蝙蝠，既具“鸟性”——机器人无疑是前沿科技的重要代表，亦具“兽性”——机器人是古老人文想象的延续，在中西方都引发了一系列伦理议题，甚至可能会影响人的存在状态。遗憾的是，当前国内关于前者的研究数量很多，关于后者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从人文学科视角出发，深入分析机器人的两面性，是一种有益的提醒。因为，机器人远不仅是关于人形机器的构架、人造手臂的感觉或卷积神经网络的参数问题，它更是属于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现状和未来演进的历史性选择问题。
即便没有科幻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机器人反叛叙事，资本和国际竞争对智能技术更新的驱动，也会让人类生活很大程度受到机器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程度与态度、人机与人际交往的方式、从古老智慧中继承的对生存意义的追求，也会在这种高速发展中发生变化。带着上述各种问题去咨询机器人工程学专家，我们未必会得到清晰的答案。因此，探寻答案的任务，就落在了人文学者的身上。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和人的变化，可能比科技本身的变革更剧烈，影响更深远。由是观之，摆在智能时代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关键问题，或许不仅是芯片、算法等技术的提升，也需要人文学者对社会变革进行深入观察和探讨，引领技术发展具备正确的人文导向。
在对机器人进行人文观察这一领域，《机器人人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相关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希望更多的研究不断涌现，回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