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贵有恒”，语出《尚书·周书·毕命》，原文为“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意为治理国家贵在执行政令稳定持久，文辞崇尚切实简要，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后演变为“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强调为政需要持之以恒，治理需要遵循常理。

《毕命》开篇即讲述周朝迁殷民于成周东郊，“既历三纪”，殷遗民仍未完全归心。康王于是把“接力棒”递给德才并重的毕公，并再三叮嘱要“政贵有恒，辞尚体要”。康王认为，治理国家是个长久的过程，因此在实施政令中要保持其连贯性和持久性，否则就会让民众感到困惑与无所适从。

一个“恒”字，折射出古人“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执政理念。政事无论大小，最怕的就是懈怠。《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此警示为政者要一以贯之、有始有终。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坚持不懈推行自己的思想，并赞扬“骥”永不止歇的精神。《韩非子》说“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也是表明治国和烹饪一个道理，不能来回搅动、擅出多变。

政贵有恒，体现为决策合乎规律、施策动态稳定。决策“守恒”重在薪火相传，避免朝令夕改、人走政息。《史记》记载，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名臣。萧何制定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曹参继萧何之后担任相国，没有改动此前的规章制度，而是认为萧何“法令既明”，自己只需要埋头深耕就行了。这一做法，使得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百姓休养生息，为汉初的稳定及后来的“文景之治”创造了条件。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是政贵有恒蕴含的深刻道理。要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前赴后继。战国时期，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坚守富国强兵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初年，中央政府重视发展生产、任用贤能，几代人保持定力，励精图治，创造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历史和实践证明，政权良治，贵在持之以恒。稳扎稳打，才能久久为功。

古往今来，青史留名的为政者大都持之以恒干事创业，具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历史担当。春秋时期孙叔敖率人在大别山筑堤蓄水，实现“灌田万顷”，这一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战国蜀郡太守李冰与其子多年主持修建的都江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清代陕西商州知州罗文思在任十二年，将全部精力倾注于造福民生，离任时，当地百姓哭送百里。这些官员以福荫后世之举告诉人们：从大局出发，为长远考虑，量力而行、顺势而为，这才是政贵有恒的深层含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郝思斯、李自强），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践锻炼，反对学而不行。颜元的治学之道具有鲜明特点。

1

既要读书，又要实践

明朝末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仍有部分学者闭门读书，置国家安危、百姓生死于不顾，只将读书著书事业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将治学等同于只读书。颜元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疾，他强烈批判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极言只读书之弊，呼吁学者要将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

颜元指出，读书只是获取间接经验，学习不等于只读书，好学不等于好读书。他说：“夫读书乃学中之一事，何为全副精神用在简策乎？”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读书只是学习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不是学习的全部，将全部精力用在书本上属于本末倒置。

将学习等同于只读书，就会面临书太多而人的精力有限的矛盾，因为一个人穷尽一生也无法看完所有的书。颜元指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一个人的生命时长是有限的，精力旺盛的时光更是短暂，如果只投放在书海中，就会挤占社会实践的时间精力，进而会导致人的办事能力变弱。

一味只投身在读书上，还容易使人知行脱节。颜元强调：“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脑中思考过、口中讲过、书本上见过，都只是形成对事物的认知，而不足以支撑行为的转变，遇到事情依然是已经养成的行为习惯在起作用，这就很容易导致知行脱节。更严重的是，只读书而不活动，还会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健康。颜元看到当时文弱书生的状态，痛心地说：“耗气劳心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

过度读书虽然有弊病，但是颜元并非主张不读书。当弟子问他书是否能够废弃时，颜元回答：“否。学之字句皆益人，读著万卷倍为累。”他建议人们读少量书和读经典书，将有限的时间精力进行合理分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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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粗而实，勿妄而虚

颜元认为，实践是知识的最重要来源，行中蕴含知，行可以检验知，不经过实践活动，就难以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

学习必须经过练习实践，只进行思考和读书，则无法彻底掌握知识。颜元强调：“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也终殆，不如习过。习三两次，终不与我为一，总不如时习方能有得。”学习不能仅“学”，更重要的是“习”；思过和读过都不如学过，而学过又不如练习实践过。练习与实践要反复进行，才能取得显著效果。

既然学习需要反复练习实践，那么人的勤奋必不可少。颜元提出：“聪明不足贵，只用工夫人可敬。”与天赋聪明相比，后天的勤奋更弥足珍贵。他认为，杰出的人才同样需要勤奋刻苦和反复实践，“圣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圣人”。一个天资平凡的普通人只要勤奋好学，在一个领域反复钻研，也能够成为杰出人才。

颜元还非常看重技能的学习。他主持漳南书院教学时，设计了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兵、农、钱、谷等科目的教学大纲。“射”指射箭技术，“御”指驾驶马车的技术，“书”指书法，都属于以技能为主的科目。针对如何使用有限的精力学习众多知识技能，颜元指出，学习要“宁粗而实、勿妄而虚”，“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学习不必刻意追求广博，只需要将时间精力集中放在有限的知识技能上，学深学实学细，这样就能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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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济苍生，方是圣贤

生逢乱世，颜元眼见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深为百姓疾苦忧心，所以强烈反对不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的空虚学问。他提出，学习要面向国家社会之所需，“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即使人们只学会一项本领，只要能用于国计民生，这便是第一流的人才。

颜元在解释什么是“博学”时强调：“习礼、习乐、习射御、习书数，以至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莫不学且习也，故曰博学之。”他列举的都是能够用之于社会、造福百姓的实事实物。例如，“农”指农学，农学兴旺才能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水”指水利学，它能够帮助人们战胜水患，进而造福社会。能够有利于保障百姓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学问，在他看来才是真正的学问。

实用知识的载体不仅是书籍，颜元认为还应该包括客观世界中的具体实事实物以及掌握相关知识的人。例如，要学习水利学，不仅要看水利学书籍，还要去水利工程处实地观察，多向一线工作者请教，必要时参与工程的兴建、运转、维护。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社会作贡献，这是颜元坚持的原则。他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一个人只有将学识真正用到服务社会上，为百姓谋福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栋梁。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孙庆峰），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中国画当中有一个技法，叫“计白当黑”。

说的是，下笔之前要把空白处计划清楚，“不画什么”和“画出什么”一样重要。

其实，人生亦是如此，我们容易习惯于“填满”：把话说满、把事做绝、把心占满。

殊不知，智慧的底色，往往藏在“留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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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是一种人生智慧

我们的心灵，就如同一所房子。如果里面塞满了欲望，就很难安静下来，也不利于增长智慧。

勤打理，扫除不必要的浮躁，内心世界才会明亮而坦荡。

安静有益于生慧。这就是留白的人生智慧。

凡事不能太满，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盛极而衰，物极必反。

留一份淡然，拥一怀诗意，人生方能自在从容，惬意洒然。

2

留白，是一种生活态度

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遗憾也是一种留白。

因为有了遗憾，我们才学会了珍惜，懂得了感恩。

人生，不必强求完美。学会适当的留白，去繁存简，去伪存真。

清理浮华与喧嚣，留下云淡风轻。

不慌不忙，让清风徐来，让月色萦绕，让拥挤的生活，留下诗意的韵脚。

3

留白，是一种人生境界

给岁月一份留白，给自己一份宁静。

生命如春日里的花一般，在阳光下生长与绽放。

当繁华落尽处，给自己一份留白，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与其步履匆匆，不如慢下来，静下来，偷得浮生半日闲。

走进春的怀抱，感受鸟语花香，细数点点滴滴的美好。

风暖花香，雨落情长，世间万物在用它的美，温暖和治愈着我们。

于尘世的喧嚣中，为自己的心灵，留出一片清净之地。

人生是一场长途跋涉，若把行囊塞得太满，便无暇顾及沿途的风景。

愿我们都能在纷繁的世界里，修得一颗“留白”之心。

不求事事圆满，但求留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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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东晋时，政府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贱 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 交易，叫做“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

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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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贱口 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涵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 交易;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 交易了。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的缘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 人，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2

宋朝法律对买卖人口的严惩

尽管奴婢贱口 交易已在法律上宣告不合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朝就没有贩卖人口现象。实际上，宋代的略卖人口犯罪是相当猖獗的。

宋朝法律对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是严惩不贷的，宋人自谓：“略人之法，最为严重。”按《宋刑统》，“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

宋政府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区分为“略卖”与“和诱”，略卖相当于拐卖，和诱相当于拐诱。和诱的罪行比略卖减一等。但对十岁以下的儿童，即使是和诱，也按略卖人口罪处置。

根据这条立法，我们可以确知，宋朝政府如果抓到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将按被拐儿童的遭遇给予不同的惩罚：凡略卖儿童为他人奴婢的，判绞刑；略卖为庄园童工的，流放三千里；略卖为他人子孙的，判徒刑三年；对被略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按强盗法处置，宋代的强盗法很严厉，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却掏钱买下来，那么你也要负刑事责任：“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比人贩子减一等。对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会给予严惩：“其知情引领牙保，若藏匿被略诱者，依藏匿犯人法。”

3

政府出钱赎回被卖儿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卖、和诱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奈却合法的贩卖人口行为：贫困家庭由于无力抚养未成年人口，只好将自己的孩子卖掉。尽管不是犯罪，却无疑是骨肉相离的人间悲剧。宋政府对此的应对举措是——动用公帑替那些贫困家庭赎回孩子。“赎买”的干预方式，也意味着宋政府默认这种人口 交易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让我们来看几个事例：《宋史·太宗本纪》载，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记录：“臣闻淳化中，太宗皇帝以边户饥荒，多卖人口入蕃，颇悯恻之。特遣使以物货收赎，各还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

由于许多被父母卖出去的儿童都被政府赎回，导致不少人家均不愿意再掏钱收养孩子，因为收养后被政府发现，又会被赎回去，尽管经济上或无损失，却白白浪费了工夫。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议，应默许民间的人口 交易：“比诏淮南民饥，有以男女雇人者，官为赎还之。今民间不敢雇佣人，而贫者或无自存，望听其便。”这里的“以男女雇人”，实际上就是将家中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当奴婢，否则政府也没必要代为赎回。

宋仁宗尽管批准了这位臣僚的建议，但宋政府为贫者赎回被鬻子女的政策并未停止。庆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宋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南宋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诏曰：“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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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重要文献。它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

《道德经》短短五千言，大道真理，尽在其中。

其中这八句经典语录，渡人无数，值得反复咀嚼感悟。

1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最合于道体的有品德的人，就好比水一样，利益万物，滋养万物，却不去争名夺利。

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争名利，不求回报。

这种德行和智慧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像水一样，润物细无声，不求回报地给予他人帮助和支持。

要像水一样，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平和，少一些功利。

我们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美好，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

2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福与祸并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可以互相转化。

如果能在坏事中，看到能变好的部分，事就不算坏。

如果没在好事中，看到它可能会变坏的部分，好事就好不长久。

人生没有非此即彼，永远都在从此往彼的路上。

福来了，别尽着高兴，留一份防备给不时之“祸”。

祸来了，别马上沮丧，留一份希望给后来之“福”。

3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

处其实，不居其华。

做人要立身敦厚，不流于浅薄；存心朴实，不迷于虚华。

做人做事，精明不如厚道。

《易经》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一个人想要走得远，当有一种敦厚平实的气质。像深厚的大地一样，包容万物。

4

致虚极，守静笃。

让心灵达到极致的空明，坚守内心的宁静，不被外界的浮躁所干扰。

如今的我们，被焦虑、被欲望裹挟，心就像一团乱麻，越想越乱，越乱越慌。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总在纠结过往，却忘了静下心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每天留一点时间，放下杂念、放下焦虑，守住内心的宁静，不盲从、不浮躁、不内耗，你会发现，很多想不通的事，慢慢就想通了；很多解不开的结，慢慢就解开了。

守得住静，才能看得见心；安得住心，才能行得稳路。

5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能看清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能认清自己的人，才是真正高明的；能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我们总在费力去了解别人、去战胜别人，却忘了最该了解的是自己，最该战胜的也是自己。

了解自己的优缺点，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不自卑、不骄傲；战胜自己的懒惰、浮躁、欲望，才能越活越优秀。

知人者，可处世；自知者，可安身；自胜者，可致远。

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6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极大的风不会一直刮下去，大暴雨不会一直下。

天地万物都要遵循“道”的原则，不能违反自然常态，极端天气只是暂时的，不能持久出现。

人生亦是如此。

风会停，雨会止，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逆境也只是暂时的，终将过去。

顺境时多做事，保持平和低调的心态；逆境时多读书，积极向上不失希望。

因为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将过去。

7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

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一清二楚，并非是真正的明智，该弄清的弄清楚，不该弄清的不强求清楚，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一个真正明智的人，既要能看透，又要心中有度。

俗话说：“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

看透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远见。然而仅仅看透还不够，唯有清空心中欲念，才能保持内心的淡然与轻松。

脑内清楚，心下淡然，余下的顺其自然。

8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

怎样能使水停止浑浊？静下来，慢慢就变清澈了。

人亦如此。

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杯落了灰尘的水，你老是摇晃，它就一直浑浊不清。

只有静下来，灰尘才会慢慢沉淀，水才会变清。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一边争先恐后地为自己争抢，一边身心交瘁地想要岁月静好。

时而人间清醒，时而红尘深陷，活得忙忙碌碌，又浑浑噩噩。

实在很累时，就歇一歇吧，让自己静下来。

心静，眼就亮，识人清，见事明，才不会为琐事所扰，为杂念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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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一词，是历史上后一个朝代对前一个王朝皇宫的称谓。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皇宫的称呼，清朝统治结束后改称故宫。

紫禁城的建造始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永乐十八年建成（公元1420年）。它的营造，举全国之财力物力，汇天下之能工巧匠。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米（如果包括护城河，即是102万平方米）。现在保留的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各类宫殿、房屋9千多间，有东西南北4个门。宫城四角各有一座结构精巧、造型美观的72条脊的角楼。紫禁城外围绕有52米宽的护城河。宫殿总体布局外围高大坚固，内部对称规整，既有防范严密的防御功能，又壮观宏伟。它作为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

紫禁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伦理思想。从规划设计上讲，它基本上是遵循宗法礼制的，故宫居都城中央，且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五门三朝”，体现了儒家的理想和礼制；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紫禁城建筑中也得到运用。

紫禁城内的宫殿沿中轴线排列，左右对称。布局按“前朝后寝”古制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座大殿（俗称“前三殿”）为中心，也是外朝的主体建筑，是皇帝举行朝会、大典的重要场所。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俗称“后三宫”）为中心，是皇帝一家的生活区。乾清宫不仅是皇帝日常办公、召见官员、处理政务和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所，遇重要节日，也在此举行内朝礼仪和家宴。交泰殿是皇后节日接受朝贺的地方，平时贮存象征皇权的二十五方宝玺；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居室，到清代其正间及西暖阁连通为萨满教祭神的场所，东暖阁用做皇帝大婚的洞房。坤宁宫后面为御花园，也是宫内最大的花园。东西各有六座殿宇（俗称“东西十二宫”）相呼应，均为后妃居住之所。自明至清五百多年间，虽有部分改建，但总体格局基本未变。

“紫禁城”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后，曾有明清两代24位皇帝及其后妃居住在这里，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和清宫旧藏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宫殿建筑群、古代艺术品及宫廷文化史迹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大型综合性国家级博物馆。紫禁城从建立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了。

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可以从政治的、科技的、审美的、历史的不同角度去研究它。无论从上述哪个角度去深入细致地研究它，都会令人感叹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情趣、思想、感情以及美学、哲学等理念，令人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兴趣和热爱。

昔日皇帝的生活离不开活动的场所，紫禁城内供皇室施政、居住、用膳、读书、娱乐、祭祀的场所——宫殿建筑群，和我们已经清点完毕的180余万件馆藏文物，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皇宫内廷生活的实物资料。这些深藏宫中的精美珍贵的展品，曾经见证了中国古代庭院深深、宫禁森严的内廷生活的一幕幕历史场景及其沧桑变幻。现今，当它们再次展示于世人面前，犹如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层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可以穿越时光，置身于充满神秘色彩的紫禁城，近距离地领略和感受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尊贵典雅、精致奢华，以及艺术情趣和文化品位，进而对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本文原载于《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作者：陈丽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有人说，人的一生，说到底是一场旅程。

过程中体验什么呢？

不过三件事：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生活。

01

做人，当知行合一

有网友说，这世上最远的距离，其实是“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距离。

我们听过很多道理，读过很多箴言，也曾频频点头，觉得句句在理。可转身回到日子里，却常常忘了把那些“知道”变成脚下的路。言语再动听，终究轻飘飘；承诺再美好，也不如一次低头赶路来得实在。

真正的成熟，不是把道理挂在嘴边，而是把每一句“我明白了”，尽力活成“我做到了”。

比如，想要健康的身体，就每天抽半小时动起来，哪怕只是散散步；想要丰富的头脑，就从每天读三五页书开始，慢慢累积，终有回响；想要温暖的关系，就主动递出一句关心，送出一个陪伴，而不是站在原地等着别人靠近。

少一点只说不练的浮华，多一点言行一致的踏实。久而久之你会发现，靠谱，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02

做事，需知难而进

生活从来不是坦途。

有人遇到一点风浪，便退回岸边，抱怨命运不公，哀叹前路太难。结果呢？风浪依旧，自己却始终停在原地。

而那些真正把日子过出点模样的人，多半是懂得迎难而上的。他们心里清楚：困难不是用来绕开的，而是用来长本事的。

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多少次？哭了多少回？可恰恰是那些摔倒又爬起来的瞬间，让我们慢慢站稳，慢慢迈出了第一步。长大以后，道理也是一样的。每一次咬牙坚持，每一次硬着头皮往前走，都是一次悄悄完成的蜕变。

也许此刻你正走在低谷里看不到光，也许你觉得前路茫茫，不知该往哪儿去。但请相信：所谓成长，不过是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把那个胆怯的自己，慢慢变成更坚韧、更从容的自己。

03

生活，要知足常乐

很多人容易犯的错，是只顾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弄丢了身边的好时光。

我们总是盯着别人拥有的，焦虑自己缺少的，心里浮躁不安，反而错过了最朴素、最真切的温暖。其实生活哪里需要那么多轰轰烈烈？三餐温暖，四季平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已经是极好的光景了。

清晨的一碗热粥，深夜的一盏灯火，父母的一句牵挂，朋友的一次陪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有生活温柔的底色。

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和节奏。不必苛求完美。缺憾和不如意，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也接纳自己的不够好，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不贪心，不攀比，不浮躁。

心简单了，生活就温柔了。

这三句话

说来简单，做到不易

但正因为不易

才值得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

一点一点去践行，一天一天去靠近

愿你守好本心，做好自己

把日子过得通透、自在、从容

◎本文来源：“央视新闻”，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说起油腻，总会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不快，让人想起肥油直流的食物、油垢粘腻的桌面、脑满肠肥的面孔，现在还能让人想到猥琐恼人的笑容和高谈阔论的嗓门。

这种感官上的不快，很大一部分是“腻”带来的。甜是好的，甜腻就齁人了；肥而不腻则是形容红烧肉、酱肘子的最高标准，看来肥也不算太差，只是得先去了腻。

#1

在古代“腻”是好词

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油腻”，只有“腻”。现在让人厌烦的“腻”，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好词。

腻是形声字，左边的月是形旁，表示这个字和肉有关，右边的贰是声旁。腻的本义是凝结的油脂。不知道大家见过炼猪油没有，切成小块的肥肉扔进锅里小火慢炸，不一会儿就化成了一汪黄澄澄的大油。捞出酥脆的油渣，剩下澄清的猪油。油温一冷，就凝成了白色固体。这就是最原始的“腻”了。

美食家蔡澜列了个死前必食清单，猪油拌饭位列其中。他说，谷类之中，白米最佳，一碗猪油捞饭，吃了感激流泪。什么？你不敢吃猪油？那么死吧！没得救的。

大概是因为油脂匮乏的缘故，古人是很爱猪油的。若要夸人美，就夸人皮肤像猪油。比如说，形容女子“肤若凝脂”，就是说她皮肤像凝固的油脂一样温软细腻。夸女子“肌肤若冰雪”，并不是说她皮肤像白雪一样白。炼过猪油就知道，猪油越纯，白色也越纯净透亮。“冰雪”就是“凝雪”，指的是凝固的雪白上等猪油。

当然，这都是古代的事情。现在，你夸人皮肤好得像一块猪油试试？不过，看着穿越时空的猪油，你可以理解很多汉语词，比如“白腻”“细腻”，都和猪油的特殊质感脱不开干系。

#2

从古到今的“油腻”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苏轼是第一个使用“油腻”这个词的人。作为一名绝不油腻的中年男子，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情爱着人如黐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便缠绕人矣。”

油腻在这里是一个名词，指的是油脂油膏。在大文豪眼里，情爱如油膏，黏黏糊糊，沾上了就去不掉。作为东坡肘子的发明者和猪肉烹调爱好者，想必他也曾为手上衣上洗不掉的油腻困扰过。

渐渐地，油腻从名词变为了形容词，腻原本算是褒义词，油腻却成了贬义词。《红楼梦》里的大户人家，从上到下都不喜欢油腻的饮食。

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贾府做了几样点心，什么藕粉桂糖糕、松穰鹅油卷、奶油炸面果，贾母见了皱眉说：“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拣了一个卷子尝了尝，剩的半个随手就递给丫鬟了。只有刘姥姥看着新鲜眼馋，一样一个，吃了半盘子，结果因为消化不动，腹泻起来。

又有一回，厨房给宝玉送来了一盒饭菜，有虾丸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胭脂鹅脯、奶油松瓤卷酥，贾府买来的唱戏小丫头芳官看了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就吃了一碗汤泡饭，拣了两块腌鹅，其他一概不吃了。

即使在今天，油腻的饮食也是不入流的。一位原本爱吃回锅肉的女星，在采访里只好说自己爱吃香菇菜心。回锅肉多油腻啊，爱吃油腻的人，好像连带着自己也油腻了起来。

#3

我们才不要做“油腻”的人

油腻从形容物变成了形容人，从形容外在到形容内在。用油腻形容人，包括肉体油腻和精神油腻两个方面。

肉体油腻，指的是不讲究个人卫生和外在形象。比如不勤洗脸洗澡、体态臃肿、形容猥琐，让人想起范进的岳丈胡屠户，一巴掌能洗下半盆猪油。

精神油腻，指的是缺乏自知之明，总以人生导师姿态，指点并不属于自己的江山。比如爱喝酒、爱追忆往事、爱传授人生经验。总而言之，说些不入流不爱听的话，让人腻烦。

油腻的饭菜、油腻的点心、油腻的桌子、油腻的头发、油腻的皮肤、油腻的人。不论油腻怎么变，被油腻形容的对象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不清不爽、让人反胃。

如果你被评价成油腻的人，不要气馁。也许你曾经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白衣少年，只是短暂地被油腻的猪油蒙了心。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吾云），标题内容略有删改，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强恕近仁，出自《孟子·尽心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尽力按照恕道去行事，追求仁德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孔子的学生颜渊也说：“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可见，恕是成就仁德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精髓和要核。

恕，会意兼形声字，《说文》：“恕，仁也。从心，如声。”《说文》直接用仁来解释恕，可见二者内涵之相似。从字面来看，“恕”就是“如心”，即依照内心、推己及人之意。《声类》言：“以心度物曰恕。”《贾子·道术》言：“以己量人谓之恕。”恕，指的就是体谅、仁爱、推己及人的心，引申为原谅、宽恕。

那么具体而言，怎么做才能够称得上“恕”呢？《论语·卫灵公》记载了一段故事，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些论述都表明，“恕”的本质是用自己的至诚之心去推及他人之心，注重换位思考，对自己“不欲”之物，更不能强施于他人。这种从自身出发，以反躬自束的方式去处理、应对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宽恕之道，蕴含着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宽容爱人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圭臬，千百年来被智士贤者所信奉和恪守。

《宋名臣言行录》记载了陈谏议教子的故事。宋代陈谏议家中有一匹烈马，此马很难驾驭，之前已经踢伤、咬伤很多人。一次，他的儿子将这匹烈马卖给了一位商人。陈谏议得知后，严厉斥责道，家人都管不住的烈马，商人又怎么能养得了它呢？这是把祸害转嫁给别人啊！接着赶紧让人追回商人，牵回马匹，退还钱款，并告诉家人一定要把此马养到老死。陈谏议能从自己和家人不想被烈马踢伤推及到他人同样不希望如此，这种将心比心、替他人着想的情感是对“恕”道的恰当诠释。时人称赞陈谏议有古仁人之风。

践行恕道，不仅在于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不把自己“不欲”之物强施、伤害于他人，更要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推行“恕道”的更高境界。仁者，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与他人相处，当以心换心，换位思考，互相帮助，相互成就。否则，如果一味地用零和思维模式，严苛、粗暴地去处事接物，结果只会带来怨恨和冲突，实乃害人不利己。

《孔子家语》言：“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菜根谭》也言：“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面对矛盾，用恕道去解决难题、宽以待人，这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成就自己。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恕道是一种修养，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在应对、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时，都应该保持一种视人如己、宽恕待人的博大胸怀和气度。如此，方能修炼仁德，人生之路也会更加宽广和顺畅。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余足云），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具有“通”“正”“经世致用”的特点。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便是“通”。它作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编年通史之一，真正做到了“既大且通”，其“大”体现在篇幅之巨、字数之多，其“通”体现在年代之广、脉络之清。所谓编年体，即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这种体例能够清晰地展现历史发展的时序性，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避免了纪传体史书“纪传相离、首尾难顾”的弊端。《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另有《考异》30卷、《目录》30卷，总篇幅宏大。其记载的历史跨度极为漫长，上起公元前403年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公元959年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涵盖了整整1362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稳定，又从统一走向分裂的关键阶段，《资治通鉴》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鼎盛与变革。

《资治通鉴》正文有300多万字，如果加上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释及相关附录，现在通用的中华书局校点本（最早刊行于1956年），排印出来的总字数高达600万字，堪称一部“史学巨著”。这部书并非司马光一人之功，而是他带领一支专业的史学团队，历经19年呕心沥血才完成的。当时，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纷纷参与其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刘攽负责两汉部分的编撰，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司马光则亲自担任总主编，负责统筹全局、删改定稿，对全书的体例、内容、观点进行统一把控。为了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和丰富性，司马光广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参考了300多部著作，包括正史、野史、杂记、谱牒等，涵盖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相关史料。对于史料中存在矛盾、记载不清或者说法不一的地方，司马光并没有随意取舍，而是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考订和辨析，最终撰写了《考异》30卷，详细说明自己取舍史料的理由和依据。

这部书的编撰始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当时司马光将自己编撰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并下诏命其继续编撰，设立书局，拨付经费，让他能够专心从事编撰工作。宋神宗即位后，对这部书更是十分重视，亲自为其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9个字精准概括了这部书的编撰目的，也成为《资治通鉴》的核心定位。元祐元年（1086年），这部历时19年的巨著最终定稿，而直到六年后的元祐七年（1092年），才正式刊行于世，得以广泛流传。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不仅是出于个人对历史的热爱和治学的责任感，更与北宋前期的社会背景和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教训，大力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得失，希望通过借鉴历史，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资治通鉴》的编撰成为一项“奉敕”任务，即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编撰，这也使得这部书具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和治国导向，进而铸就了它的第二个特点——“正”。

《资治通鉴》的“正”，首先体现在其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司马光作为儒家学者，始终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治国理念作为编撰的指导思想，筛选史料、评价人物、分析事件，都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标准。书中极力推崇明君贤臣，批判昏君佞臣，强调“仁政”的重要性，主张统治者要轻徭薄赋、体恤百姓，重视人才、虚心纳谏，这些思想都与儒家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其次，还体现在其内容通于大道，取材极具针对性——它并非包罗万象的史料汇编，而是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摒弃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记载。无论是朝代更替、政治变革，还是军事战争、经济改革，无论是明君的治国举措、贤臣的辅政之道，还是昏君的荒淫无道、佞臣的祸国殃民，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和深刻的分析。

《资治通鉴》最初的名字为《通志》，意为“贯通古今的历史记载”。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更是直接点出了其“以史资治”的核心功能。“资”是帮助、辅助的意思，“治”是治理国家，“通”是贯通古今，“鉴”是镜子，合起来就是“以贯通古今的历史为镜子，辅助统治者治理国家”。正是因为司马光胸怀天下的经世情怀，以及“以史资治”的编撰目的，铸就了《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强调学问要服务于现实，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尤其是对于战争的记述，精彩纷呈、独具特色。书中记载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秦末的楚汉争霸，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隋唐时期的统一战争，再到五代时期的藩镇混战，每一场战争都记载得详细具体，不仅描述了战争的过程、双方的兵力部署、战术运用，还分析了战争的起因、结果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些记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既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也注重分析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展现了古人的军事智慧和战略眼光。除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书中也涉及一些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虽然篇幅相对较少，但也都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密切相关，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理念。

《资治通鉴》的“经世致用”价值，亦得到了后世学者和统治者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述《资治通鉴》时，用“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来概括其特点。“网罗宏富”指的是书中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涵盖了古今的相关记载；“体大思精”指的是其体例完善、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但他深知历史的重要性，登基后常常研读《资治通鉴》，从中汲取治国经验，甚至要求大臣们也认真学习，将书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治理中。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曾说过：“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钱大昕此言道出了《资治通鉴》与正史之间的关系，也凸显了《资治通鉴》的独特价值。所谓“十七史”，指的是《史记》《汉书》等十七部正史，这些正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础，但它们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纪传体史书叙事分散，编年体正史（如《春秋》《左传》）篇幅有限、记载简略。《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通史，不仅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还收录了许多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史料。这是因为司马光在编撰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正史，还搜集了大量正史之外的文献资料，多达300多部，这些资料为《资治通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让这部书具有了“搜罗史料求博，考订史实求真”的特点。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专门撰写《读通鉴论》一书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事实进行评点和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王夫之认为阅读《资治通鉴》，可以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明辨人物的善恶是非，最终达到“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的境界。“自淑”，就是通过阅读这部书，汲取历史中的智慧和经验，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和认知水平，完善自我；“诲人”，就是将自己从书中汲取的道理和经验，分享给他人，帮助他人成长进步；“知道而乐”，就是通过阅读这部书，明白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世之道，领悟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王夫之提出的这三重境界，不仅概括了阅读《资治通鉴》的意义，也为后世读者指明了研读这部书的方向。

读史就像看高人下棋，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仁人志士，就如同下棋的高手，他们在历史的棋局中，每走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决策都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而他们留下的每一个历史印记，就构成了历史棋局中的“残局”。熟读这些“残局”，研究高手们的“下棋”思路和策略，就能学会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在自己的人生棋局、事业棋局中从容应对、稳操胜券；熟读历史，了解前人应对挑战的成败得失，就能对各种复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遇到问题时不慌不忙、沉着应对。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张国刚），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01

不被人理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他人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

不恼怒还不够，怎么办呢？

方法一，别管他，把自己做好，顺势而为。

方法二，试图去了解他人，自然也就能被他人了解。

02

终于知道要做什么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什么时候能随心所欲呢？

其实不必等到七十岁，确立价值观、不受外界干扰、尽人力听天命、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人的精神世界依次达到这几种状态，就可提前“随心所欲”了。

03

人在群体中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

区别在于是用精神信仰来凝聚人心，还是用利益关系来凝聚人心。

04

人在群体中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既能发表不同意见，又能保持群体的和谐，小人看起来同意所有人的意见，其实内心有自己的算盘。

在人群中，结党营私，一定会引发怨恨，对人、对己危害都大。

05

要快乐，还是要长久

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聪明的人喜欢水，高尚的人喜欢山。

聪明的人活跃，高尚的人沉静。

聪明的人享受生活，高尚的人延年益寿。

06

如何面对伤害

以德报怨，不如以直（值）报怨，以德报德。

用“等值”的东西回报怨恨，用“超值”的东西来回报德行。

在面对伤害时，人一定要有原则，否则，一来，伤害会变本加厉，二来混淆是非，德行得不到彰显。

07

远离这几种人

乡愿，德之贼也。

总是顺着人家的意思说话，不讲是非曲直，只求与人平安无事的人，才是破坏道德的人。

一个地方若破坏了道德环境，就不会出现良行了，“乡愿”危害确实大。

◎本文来源：“中华书局1912”，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是孔子为君子修身确立的重要准则，意指君子以言语超出自身行动、所言甚于所做为羞恶。《礼记·缁衣》云“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君子之“言”，本就以可践行为前提，脱离行动的言、超出行动的言，本身就背离了君子立言的准则。这种“耻”，是君子内在的道德自觉，源于对自身言行相顾的要求，它让君子始终以行动校准言语，不逞口舌之快，不做虚浮之论，守住言行关系的基本底线。

孔子将“言过其行”列为君子之耻，究其根本，既源于言与行的本质关联，也源于君子人格的核心要求，更关乎儒家“笃行践道”的根本追求。

言为心声，行乃志果，言过其行则本心不诚。《荀子・非相》云“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言语是君子心志与德行的外在表达，行动则是心志与德行的实际印证，若言过其行，便是以虚言饰本心，让言语成为脱离本质的伪饰。这与孔子所唾弃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同出一源，皆是人格真诚性的丧失。孔子考察人物，由“听其言而信其行”进而为“听其言而观其行”，正是基于对言行不一现象的深刻洞察。

言过其行则信不立，失却君子立身之本。孔子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把诚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基，《说文解字》释“信”为“诚也，从人从言”，其本义便是言语与行动相合。而言过其行正是失信的开端——轻言妄诺却未能践行，终究会让言语失去分量，让自身失去他人与社会的认可，这是君子立身处世之大忌。故《礼记・表记》告诫世人“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轻诺寡信、言而无实，终将招致祸患。

君子之为君子，在于学道而行道，言过其行则大道不彰。君子以践行仁道为己任，仁道的阐释离不开言，仁道的落地更离不开行。曾子有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不是悬空的理念，不是纸上谈兵的学说，而是需要终身投入、死而后已的行动历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强调“力行近乎仁”。若只以言语标榜大道，行动却未能跟上，仁道便成了空中楼阁，君子也沦为“徒有其言”的清谈者，失去行道者的根本底色。

践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准则，核心在于戒言过、守言矩，以行校准言，实现言不逾行、言行相符。

谨言慎行，以“耻躬之不逮”守立言之矩。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不轻言，正因担忧行动无法兑现言语，这是君子戒言过的第一重功夫。君子出言必三思，先考量自身行动能否企及，再斟酌言语当如何表达，不妄言、不夸言、不滥言，让每一句言语都以“可践行”为前提，从源头杜绝言过其行。

行先于言，以“先行其言”证言语之实。面对子贡问君子，孔子直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戒言过最直接的实践路径。先躬身实践，将所思所悟化为实际行动，再以言语总结阐发，而非未行先言、空喊口号。这种“行先言后”的准则，让行动成为言语的底色，自然不会出现言过其行的问题，也让君子的言语皆有实践为证。

讷言敏行，以“重行轻言”矫浮言之弊。孔子倡导“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并非要求君子缄口不言，而是主张以行动为重，宁可在言论上质朴笨拙，也要在行动上积极笃实。《孔子家语・颜回》所言“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正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分野。君子将精力放在躬身践行上，而非口舌争胜，自然不会陷入言过其行的误区。

合礼合道，以“礼”与“道”为言行的共同标尺。孔子要求“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言与行皆以礼为规、以道为矩，这是戒言过的根本约束。不合于礼、不合于道的事，君子不为；做不到、行不达的话，君子不言；以礼与道为纽带，让言与行始终保持相契，既不逾越，也不背离。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并非单纯的行为规范，而是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是学道、知道、行道的必然归宿。千百年来，它始终提醒着世人，以行动校准言语，以真诚守住本心，方能远离虚浮，成就君子之德，彰显大道之美。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李素英），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