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文学教育》陈平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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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AI对人文学科带来的巨大冲击，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召集学界同仁编撰《AI时代的文学教育》（入选11月光明书榜）一书，集中呈现了人文学界对颠覆性技术革命的敏锐回应。学者们在兴奋、震惊与忧思中，将AI置于人文视野下审视，既考察其各个方向的影响力，又把它当作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传统人文学科历久弥新的价值，以及一直存在的问题。
陈平原教授提出“与AI共舞”，这是一种主动、积极且介入的姿态。人文学者不愿被动地做技术的承受者，而要保持自身的节奏与步法，成为技术演进中的参与者和合作者。但是“共舞”也暗示着一种潜在的危险：舞伴的力量可能远胜于你，你甚至可能被它完全引领。这正是陈平原教授编撰本书的主旨：“如何在接纳AI这一神奇工具的同时，不被其控制与奴役。”这也是本书作者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既要避免陷入悲观的技术决定论，又要警惕盲目乐观的科技崇拜。在承认危机、适应变化的同时，步步为营地守护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
以AI为镜：重新审视人文之本
AI像是一个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他者”，我们在与这个不断进化中的“他者”的互动和对比中，可以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来重新勘探人之为人的边界，审视人文学科的核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双观看人类自身价值和独特性的眼睛。
与人类相比，AI最缺少的是什么？不少人都认为是情感。至少在目前AI还不能感知世界，无法真正体会人的喜怒哀乐。它的共情只是一种建立在文本特征之上的模拟。这一缺陷反而凸显了人类情感体验的宝贵。在此基础上，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具身性这个概念格外青睐。宋明炜教授认为，人类具有具身性和独一无二的经验，才有真正的生命，才有可能不被轻易操控。文学需要有呼吸，有此时此刻的具身性，才能生成不可思议的文学。邵燕君教授则重提控制论先驱诺伯特·维纳的观点，即人之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会感觉疼痛、渴望爱、懂得审美，而这一切都根植于我们的肉身体验之中。
AI让我们更好地看见文学的具身性。哪怕是一个再小的场景，一句再短的诗，都不是通过拼凑语料库得来的，而是来自我们身体的感觉，是我们生命体验的整体。比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写的是一个与故人相逢的瞬间，但它包含了杜甫的一生，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后，他年华老去、贫病交加的完整人生，以及个体与时代盛衰的关系，全都压缩在这短短几句诗里。如果想让AI写出这样的诗，就得让它作为一个人，完整地经历所有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用AI的眼睛回看自己所在的人文学科。刘复生教授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AI之所以能轻易模仿甚至超越大多数人的写作，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人类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早已“AI化”了。他认为，现代文学体制，尤其是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早已在一片“作者已死”的声音中，将文学创作和批评分解成一种技术性的语言操作程序，其底层逻辑与大语言模型并无二致。如今AI用自己强大的技术力量把去人类中心的趋势推到人类无法和它竞争的地步。这样说来，AI的冲击就不只是一场必须抵御的危机，而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为早已陷入模式化困境的文学带来了新生的机会，迫使人们去改造文化环境，追求真正有创造性的写作和更人性的思维方式。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本书中充满张力的思想碰撞。一部分学者倾向于为人类做本质主义的辩护：人类拥有AI所不具备的情感、肉身、原创力，文学是守护这一人性内核的堡垒；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提出，我们今天用来定义AI的一些方面，如模式化、非原创性、去情感化等，其实也不是AI的专利，而是人类自身在现代主义和网络时代等特定历史阶段发展出的文化现象。AI究竟是一个映照出我们永恒人性的他者，还是一个我们自身在技术逻辑下创造出的镜像？本书把这个问题严肃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过程的意义：警惕认知的“捷径”
人对自己的创造物总是抱有警惕，生怕它们会脱离自己的掌控，反过来对自己不利。AI是当今最有潜力的技术，人们对它的疑虑也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但人文学者们更担心AI会不会导致人类核心能力的萎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类的思维能力。方维规教授在本书中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AI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可能会悄悄削弱我们的思维能力、判断力和创造力，让人在不知不觉间把决策权交给了技术。AI越聪明，我们越容易产生依赖感，甚至懒得去怀疑。我们得提防AI对人类创造力、自主性和思维能力的蚕食。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如果获取信息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那样方便，那些为寻求一个史料而出入图书馆、翻阅故纸堆的艰辛过程会不会逐渐消失？武新军教授借用冯友兰治史学需“求全、求真、求透、求精”的四个步骤来说明类似的问题。在AI时代，“求全”（收集史料）变得轻而易举，而更为关键的“求真、求透、求精”反而变得愈发困难。面对AI瞬间推送的海量文献，学者很容易失去深度消化咀嚼的耐心，从而丧失与史料熔铸情感与生命体验的机会，从“触摸”历史，变成了“点击”历史，最终失去历史的在场感。
避难就易的倾向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危机，那就是过程的失落。陈济舟与蒋寅教授都提到了文学与艺术的精华在于审美体验的过程，而不是结果。AI的运行逻辑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概率计算，它会一瞬间从原因跳到最可能的结果，却恰恰跳过了人脑在因果之间曲折、迟疑与灵光乍现的过程。在这种机制的规训下，人类可能被逆向培养成高效的提示词工程师，而不是提出真正问题的思考者。
AI也为人文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胡晓明教授是著名的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和诗人，从2019年起就关注AI与诗歌创作的碰撞。DeepSeek一问世，他就与之相互唱和，深度切磋，沉醉其中。他认为AI对于诗歌有很强的理解能力，能写出语言优雅、形式精妙的古典格律诗歌，对各种诗风都驾轻就熟。更有意思的是，AI拥有与人类不一样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和创作方式，这就给人类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一个很好的与AI进行交流和切磋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能力。
这些观点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对技术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的忧虑，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担心文字是一种认知的捷径，会损害人天生的记忆能力，这也是把记忆看成一个不断绵延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瓦尔特·本雅明哀叹机械复制时代“灵韵”的消失，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新艺术形式，通过画面的剪辑组合和快速变化的镜头角度，制造碎片化的震惊效果，使得观众不再是作品前凝神观照的欣赏者，而是被动地接受一系列的视觉冲击，这也像AI对人进行去过程化的塑造。针对现代教育中的效率至上、产出为王的功利主义倾向，学界也一直在呼吁捍卫“过程”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AI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而是危机的放大器与催化剂。它用一种更为强化和紧迫的方式，迫使人文学者面对那个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人文教育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守”与“变”：人文教育的应对之道
我们该如何面对AI带来的挑战？学者们对于未来的人文教育进行了种种展望，想要在“守”与“变”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首先要守住那些AI不能替代的人类核心能力。宋伟杰教授提倡对批判性AI素养的培养，他认为学生不仅要掌握AI工具的操作技能，更应该了解其生成机制，看清AI潜在的偏见与认知局限。方维规教授认为，未来的教育要把批判性思维和自主性放在首要位置，并化用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提出“我怀疑，故我在”。怀疑精神正是打破新的信息茧房和戳穿AI“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利器。
人的优势在于想象、创造和共情，所以“真实体验”显得尤为重要，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多年前，陈平原教授就提出不能把文学课教成文学史知识课，要回到作品本身，培养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和思考能力。现在AI这面镜子更照见文学活动的体验性过程的重要性。基于同样的思路，邵燕君教授提出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文学，把现实主义作品当作人类经验的“体验舱”和人性的“还魂器”，要在这个虚拟化、碎片化的时代为学生创造一个包含复杂人性与社会现实的空间。
人类知识和学术的进步本来就是过程化的。传统的人文学者会用一辈子研究《红楼梦》或者鲁迅，通过漫长的积累形成知识体系。今天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信息的检索和提取。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研究，也伴随着量化的评估体系，给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AI的冲击，可以说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亟待改变的程度。
在学校里，AI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帮人写论文，让传统的考核方式失效。邵燕君教授建议把论文形式的考试改为口试。这个建议看似简单，实则意味深长。这是把评估的重心从最终的考核结果，转向了师生互动，包括思考过程、语言表达和临场反应能力，这些都是AI替代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老师的角色也许会更像是学生的伴读者和陪练者。这也赋予“言传身教”这句老话全新的意义。AI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教育的关键不在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师生关系的培养，更需要对话、具身和人的在场。
王贺教授提出要把“必要的保守”与“开放的人文学”结合起来，这是对各种应对之道贴切的总结。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探索AI作为工具带来的可能性，主动调整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与此同时，又要以一种近乎保守的姿态，去守护那些被技术逻辑冲击的传统价值，如深度阅读、批判性思维、审美体验和具身感知。当技术如脱缰野马狂奔的时候，文学教育可以给人提供另一种节奏，让人沉静下来，看见内心的需求。
面对技术理性的不断推进，《AI时代的文学教育》认为文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出更完整、更丰富、更有感受力的人。在一个技术越来越多地代替人去思考和行动的时代，文学带来创造、想象和独特的具身体验，这已经超越了审美的追求，成为捍卫人的精神生活和生命意义的行动。
我们在守住壁垒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去探索开拓一种更有建设性的人机关系的可能性？这就不仅需要问AI不能做什么，也要问在AI的帮忙下我们能做些什么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比如AI可以帮我们分析几千本小说里的情感模式，可以追踪一个文学意象在数百年里的变化轨迹，让人文研究者能够在更大的尺度上去做一些更加系统的研究。再向前走一步，在AI不能代替的人文活动中，我们是否可以打开一种新的范式，大胆地进入只有依靠人机协作才能到达的新的人文空间？
《AI时代的文学教育》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它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人文学者当下困惑、迷茫、反思的东西都摆在了台面上，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紧迫和复杂。要让本书开启的对话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就得带着这些问题，投身到更广阔的人文和技术的重组与融合的进程中，去探寻一条从防御到整合，再到创新的未来之路。这也是陈平原教授所说的“与AI共舞”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