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问题源于时代，每一个哲学问题都带有时代的印记；哲学思考又能够超越时代，为时代中的人们提供前行的路标指引。当前，人工智能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魏犇群、王田、赵立三位青年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就人工智能时代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哲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算法价值与哲学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阐发，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时代哲学何为”这样一个本源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人深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人工智能时代从事哲学研究，仍要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提出问题，立足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解决问题。三位青年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仍是属人的哲学，如魏犇群认为“其宗旨应该是以人文反思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其结果是人类在新技术的背景下加深对自身的理解”。为此，哲学工作者应以“现实的人”为基点，确立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正如王田提出“既要摒弃智能技术悲观主义抗拒智能革命的否定态度，更要警惕智能技术至上主义放任自流带来的伦理失范”，赵立也认为“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依然要关心人的发展、服务人的需求，这是不能逾越的价值尺度”。
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将哲学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从“我是谁”到“人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就是人学。在数据抓取日益精准、日常生活不断智能化的今天，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更显得弥足珍贵。如何确保对自己的认识没有受到算法精准投喂的影响乃至误导，如何认清什么是自己的真实需求而非大数据制造的虚假需求，如何在人机边界日益模糊的过程中保持人自身的自由与主体性——这些都是从事前提性批判的哲学理应回答而且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恰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哲学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三位青年学者探讨的算法价值，在笔者看来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工具理性的最新表现形式。一方面，究其实质，算法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人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面对人工智能非但无法消除资本的剥削性质，反而将剥削行为变得更加隐蔽的困境，唯有立足劳动解放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算法价值与哲学价值的辩证统一。”（王田）另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面对实证主义的挑战，新康德主义者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出发，提出自然科学（实证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并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自此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历久弥新的关键问题并且延续至今，算法价值与哲学价值之间的张力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我们有必要重启技术逻辑与哲学逻辑的深层次对话，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赵立），并且认识到“哲学价值无法被算法价值取代或者通约”（魏犇群）。
身处存在遭到遗忘、世界成为图像的“贫困时代”的海德格尔追问“诗人何为”，试图在诗思合一中重建存在的意义。而在人工智能吟诗作画已成常态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大批青年学者同样在爱智途中“深度求索”，以此彰显哲学自身的时代意义与理论品格。
